本文作者站在產業未來不確定的浪尖，回顧過去，通過那些螺旋上下、起伏的日子，理性地梳理、復盤過去環保產業發展歷程，在今時今日查漏補缺，以遙望未來。

每年的此時是上市公司披露年度業績預告的階段，尤其是對一些發展成熟的行業，透過這些“年度賬單”，大體可以了解過去一年行業的整體發展態勢。2017年環保板塊上市公司的業績增速達到頂峰之后，回看過去五年，環保產業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PPP以規范之名回歸理性、大量民營環保企業“加入”混改行列、地方環保集團如雨后春筍般的涌現、垃圾焚燒發電補貼退坡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究還是落下……從已經披露的環保板塊上市公司2022年業績預告大致判斷，這個行業正經歷由“降速”轉變為“失速”。

過去五年也有相當一部分細分行業經歷了蓬勃發展到趨于平靜。2017年之后，各地開始首次出臺危廢處置設施建設“十三五”規劃，將危廢處置行業推向高速成長階段。2019年之后，一些城市逐步推行垃圾分類，涌現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垃圾分類模式和從事垃圾分類的企業，與之相伴的，有機垃圾處理行業也經歷了一波輿論熱。過去五年，基于傳統環衛業務，一批企業依托原有競爭優勢、高舉環衛+X旗號跑步進場，時至今日，環衛市場依舊分散，新進入者尚未撼動現有企業的地位。

2018-2022年是環保行業盛極而衰的一個“五年”維度。環保行業的外部性特征，決定了必要的政府干預，這使得行業出現另一個有意思的“五年”維度，即環保細分行業從政策扶持觸發大量市場機會的成長期到衰退期基本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完成，行業萌芽期和成熟期很短甚至不存在。

“十一五”中期開始重視煙氣脫硫脫硝并快速發展，到2012年這一行業排名前10位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就達到64%左右；自2013-2017年，水務行業排名前10位企業的市場占有率由16%快速上升至37%；2017-2021年，危險廢物持證單位核準能力從8178萬噸/年猛增至17766.17萬噸/年；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從2016年的25.6萬噸/日迅速攀升至2021年的72萬噸/日。這樣的發展方式不勝枚舉，環保細分行業均逃不過“五年生命周期”的宿命。

歸納過去總是要比預測未來更為準確。反思兩個“五年”維度的成因，PPP模式的推廣一方面在加速推動環保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監管風格快速切換使環保行業急速降溫的過程中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PPP模式自2013年開始醞釀，2014年伴隨著一系列政策出臺，PPP可謂燦爛輝煌，同時也將環保行業的發展推向高潮。直至2017年上半年PPP入庫項目累計投資金額達到16.3萬億元。PPP項目多是由政府方代表與社會資本方（母公司）簽訂協議，協議中通常會有“社會資本方對項目公司的一切經營行為承擔全部連帶責任”或“社會資本方應完全負責項目建設、運營、維護及移交的全部資金的投入和籌措”等類似的表述，因此PPP項目公司的有限責任就變為了項目公司的有限責任和母公司的連帶責任。

PPP項目投資構成一般是30%自有資金和70%融資，這也意味著PPP發展頂峰時，約有11.41萬億元的負債體現在PPP項目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甲方以極強的話語權達成了確保項目能夠建成的協議，乙方投入了30%自有資金（2017年之前很多還是債務資金）不大可能坐等十多年的回收期，于是工程、設備等環節便成了利潤回流的關鍵途徑。在這種脆而不堅、信念不同的前提下，加之那時還伴隨著“去杠桿”的金融政策，一絲風吹草動都會驚動樹上的麻雀四散飛去。

反思兩個“五年”維度的成因，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企業戰略上的冒進。風來時，接踵而至，講著同樣的故事，描繪著類似的愿景，做著同質的業務。風去時，一哄而散，講著不同的發展遭遇，呼吁著相似的救市政策，找著差異的自救途徑。這大體是各類環保企業的發展路徑。

企業是逐利的，伺機而動無可厚非。回頭來看，大多數企業進入環保行業集中在某些細分行業的成長期，此時的好處是市場規模迅速擴大，企業可以獲得一些項目從而形成資產、營收和利潤。而壞處是，企業沒有更多精力修煉內功，面臨著人才缺乏、經驗缺失、技術欠缺、管控薄弱等短板。當意識到這些問題制約了公司發展，希望加以改善時，行業迅速進入衰退期。修與不修正似乎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于是便探索轉型（或退出）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從而進入了另一個循環。

我們追求短平快，謀求立竿見影，缺少在行業萌芽期的摸索、沉淀、布局和耐心。尤其是在環保這樣長周期、低利潤的行業中，堅守、工匠、創新更加是難能可貴的品質和難得一見的景象。

企業戰略上的冒進以及策略上的急功近利固然面臨著較大的風險，但與此同時還要不斷適應產業政策的調整。產業政策的本質是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對產業的形成和發展進行的干預。對環保這樣嚴重依賴產業政策的行業來說，即使微小的調整都會引發蝴蝶效應，況且調整頻繁、幅度較大。

產業政策的頻繁調整和企業戰略的冒進是兩個“五年”維度的主要成因。展望未來，雖然疫情影響的因素已經弱化，但我國經濟和外部沖擊程度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復雜形勢下，陸續推出一系列穩定宏觀經濟大盤的政策，主要支撐點仍是房地產和基建投資。但在基建投資的構成中，已經鮮有“環保作為重要抓手”的表述。

與此同時，“兩山”理論日益深入人心，轉變了發展觀和政績觀，當前和未來，生態文明建設的力度和廣度進一步加大。在此背景下，環保行業的發展將由末端集中治理向污染物產生源頭和生產過程控制轉移。環境成本內部化才能迎來環保企業百花齊放的發展局面，從這個角度說，環保行業的發展僅僅才剛開始。

王慧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供職于頭部環保企業，主要從事業務模式搭建、市場分析、項目投資等工作。曾任職于北控水務、國觀智庫。曾為多家上市公司制定戰略規劃和商業模式。

編輯：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