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根：量化問責是1+6中一個重要的壓實責任的文件。今年以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但是大氣環境質量形勢依然十分嚴峻。為切實傳導壓力、壓實責任，根據中央有關文件要求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第十次會議精神，部黨組研究出臺了量化問責的有關規定。主要考慮如下：

第一是利劍高懸。就是要督促大家真正干活。督查執法過程中總的感到，各級黨委政府都很努力，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明顯成績，但還有一些地方，特別是基層黨委政府的環保責任落實不到位，工作比較被動。因此，量化問責關注的重點是“2+26”城市縣區級黨委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黨政領導干部，地市級黨委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黨政領導干部。這個文件的著力點就是問責。當前，特別到秋冬季以后，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形勢嚴峻，大氣治理工作不允許應付，不允許懈怠，也不允許不作為、亂作為，只要不干事，就可能攤上事，只要不擔責，就可能被問責。這就是利劍高懸，始終保持高壓態勢，發揮震懾作用，達到消除“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目的。

第二是抓實抓細。量化的目的還是要把工作抓實抓細，在這個方面下功夫。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如果責任不壓實，工作不抓細，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努力干和一般干一個樣，我們的方案就只會停留在方案上，落實就成了落空。量化問責很具體，什么問題，問責什么對象，什么情形問到什么程度，都做了明確要求，就是要求地方真正抓實、抓細，抓出效果。

納入量化問責的事項就兩個，一是“任務型”問責，即強化督查和巡查交辦問題的整改，如果整改不到位，要進行問責。環境保護部強化督查、巡查指出問題，地方還要舉一反三，如果到了10月份以后還發現很多問題，一個縣發現5個問題的，那對不起，要問你副縣長的責，發現10個問題要問縣長的責，發現15個問題要問縣委書記的責。二是“結果型”問責，根據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排名，排名后三位且沒有完成目標任務的要問責，而且問責對象是地市級領導干部。這樣把大氣污染治理任務與市縣黨委、政府責任捆綁在一起，一層一層、一級一級地把責任壓下去，促使地方把工作做細。

剛才講到四個方面任務，一是“散亂污”企業整治不力，二是電代煤、氣代煤工作不實，三是小鍋爐“清零”不到位，四是重點行業錯峰生產不落實。這四方面問題是當前影響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環境質量的突出矛盾，督查過程中也發現這幾方面問題最多。要通過督查，通過政府加大工作力度，把這些問題解決好。同時，通過這四項工作帶動其他工作，從而推動整個大氣污染綜合治理工作。之所以這么設計，就是要抓重點、抓關鍵，而且界限清晰，做到了就做到了，沒做到就沒做到，不扯皮。

第三是長效機制。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是中央已經明確的要求，通過一件件督查，一次次問責，把責任壓下去，讓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機制形成起來，環保新的工作格局建立起來。不通過這些工作一步步推下去，我們很多要求會只能停留在要求上。

關于問責規定的具體內容，昨天部長在會上已經講的很詳細了，今天新聞稿也出來了，在這里不再重復。我想就下一步工作怎么考慮跟大家匯報一下。

一是擰緊螺絲。按照督查、交辦、巡查、約談、專項督察“五步法”安排，環環相扣，不斷擰緊螺絲，對不落實、不擔當、不做事的要嚴肅問責。

二是目標導向。通過實施嚴格、具體、量化的問責措施，促使各級各部門真正動起來，干起來，確保強化攻堅方案能夠落到實處，推動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空氣質量改善，推動京津冀及周邊地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三是精準發力。不搞面面俱到，而是奔著問題去。對量化問責的內容和事項都做了明確，更好的壓實責任，推動工作。

四是部省聯動。根據工作需要，可以與省級黨委、政府聯合開展專項督察。在量化問責方面，明確問責材料移交地方，由地方黨委政府實施問責，問責結果要征得我們同意，同時要對外公開。到時有問責情況大家都能看見。這是我想匯報的大概情況。

中央電視臺：過去我們認為大氣污染治理重點在大型企業，這次為什么要把督查重點放在“散亂污”上？

田為勇：近一段時期，大家比較關注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說過去環保部門一直對大企業，高架源，污染物達標排放等工作抓的很緊，今年怎么突然抓“散亂污”了?！吧y污”的概念是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提出的，并且明確是在一些特殊的行業和一些領域。歸納起來有幾個特點：一是散亂污清理整治確定范圍是京津冀“2+26”城市；二是主要針對涉氣散亂污行業；三是散亂污企業存在違法違規、生產工藝技術落后、超標排放、嚴重污染環境問題。這些特點都是文件當中非常明確的。

“散亂污”問題的整治既是“藍天保衛戰”的需要，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需要，更是依法治國的需要。

一是從依法治國角度來說。我們要全面清理整頓這些散亂污問題。大家都知道，新的《環保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法》都明確規定了對嚴重污染大氣環境的工藝、設備和產品實行淘汰制度，而且對強化監督執法作出了一系列的規定和要求。一個方面，企業要遵守國家的法律規定，另一方面，從執法角度要體現執法公平。人人要守法，人人要維護法律的尊嚴，法律面前是一視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環保角度來說，要求我們嚴格履行監管職責，我們既反對不履行職責、疏于監管，又堅決反對不正確履行職責，用簡單粗暴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這都不是依法治國的要求。

二是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角度來說。大家都知道，散亂污企業工藝技術落后，沒污染治理措施，生產成本低游離于監管之外，在市場上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強化督查就是要督促地方嚴厲打擊這些違法違規企業，調整區域產業結構，讓企業進行產業升級，提標改造，真正實現良性的發展，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要求。

三是從改善環境空氣質量角度來說，工業污染源分兩大類：一類是重點污染源（大中型工業企業），另一類是散亂污企業。通過前幾年的嚴格執法，大企業的守法意識有了明顯的提高。重點污染源2016年年初達標率70%左右，到了年底接近97%。今年怎么樣？1到8月份，基本穩定在97%左右，重點污染源達標排放已趨于穩定。

編輯：張偉